1950年10月中旬，任命我为“中国人民陆军大学校务部长”，我于10月22日到南京向院长报到，在院长的领导下，参与了“中国人民陆军大学”的筹建工作。当时，我们办学校无经验，邀请了苏联顾问。我到南京后，苏联的几十名顾问也到了南京。刘帅要我去见苏联的首席顾问，并指出，陆军大学的第一项工作是组织体制问题，首先要确定校名。苏联首席顾问说:学校是培养陆、海、空军合成军队指挥员、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的，叫陆军大学不确切，建议改称为“中国人民军事学院”。学院在院长、政委的领导下，设三大部:即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先设两个系，即高级速成系，学制一年;基本系，学制两年半。我把苏联首席顾问的建议向刘院长做了汇报，他说，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后，并任命为院长兼政委，陈士榘为训练部部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我为院务部部长兼政委，朱有芹、刘君雅为院务部副部长。院务部设部党委，我为党委书记。

　　学院的组织体制，刘院长要我负责同首席顾问再商量，这是我在军事学院的第一项工作。到1952年春，学院完全接受了苏联首席顾问的意见，即院直属四大部:训练部、科学研究部、政治部、物质保障部(原为院务部)，教授会改为教研室，直属院领导，教务处改为教保处归训练部领导。学员系有高级速成、情报、空军、海军、装甲兵、炮兵，政治系，以后又设战役、战史、函授、防化兵等共十二个系，均属院直接领导。我们物质保障部设政治、行政管理、军需、财务、供给、营房、卫生七个处及一个演习团(辖坦克、炮兵、工兵通讯、警卫四个营)。学院基本上仿效了苏联伏龙兹军事学院的组织体制。刘院长说，这个体制是:“横宽纵短，单刀直入”。经院党委讨论通过，可即报批准执行。接着，刘院长指示:体制确定后，着手搞工作职责和工作制度。

　　第二项工作是设立联华公司(即做生意)。刘院长给我的任务是:六大任务七个字“衣、食、住、行、健康、用”。但他又明确了我的工作重点，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吃的问题搞好了户就完成了院务工作百分之七十的任务。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东西，解决吃的问题是一句空话。因供给有限，有必要做生意赚点钱来补贴、改善生活。因此，刘院长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我去北京总后勤部找黄克诚部长解决。军委首长很快就批给了一百亿块钱(旧币，一万元折新币一元)，给学校设立联华公司，经部党委研究由朱有芹副部长专门负责。于是在东北、天津、上海、广州等市，从北到南都有军事学院的联华公司，名字很响亮，赚了不少钱。这些钱主要是用于补贴改善学员、教员的生活。

　　在改善生活中，对炊事员的烹调技术，刘院长也有具体的指示。刘院长说:“这不能简单地看，吃饭问题一天三顿人人有份，南方人吃大米，北方人吃面，江西、湖南人吃辣椒，四川人吃麻、辣，山东人吃大葱，山西人吃酸醋等等。我们的学员是胜利之师，来自全国各地，如吃饭问题能基本上做到大家满意，这是一门大学问。”遵照刘院长的指示，院务部党委做了详细认真研究，并分工刘君雅副部长重点管理伙食生活问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苏联的后勤顾问向我提出建议，学院应该设面包房，菜要讲究营养，而不要搞太复杂的口味。根据刘院长的指示，没有接受苏联顾问的意见，我说:“顾问同志的意见好，但在我们中国行不通，请顾问到我们食堂看看尝尝，征求学员的意见好吗?”他同意了我的看法，去食堂看了后，认为我们有一套管理伙食的办法，表示满意。同时他们也愿意吃我们的饭菜了。

　　对学院的伙食生活问题，学员普遍反映比较满意，一些学员见到我说:“部长同志，伙食办得很好，应该表扬你，感谢你!”我说:“但愿你们学习好，当好你们的司务长是我的职责。”当时学院的一些领导提出:“教好、学好、吃好、玩好。”并说教好是训练部的责任，学好是教、学员的努力，吃好是院务部的问题，玩好是政治部的事情。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认为教好、学好是应该的，吃好、玩好是无底的，吃好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我发现有个别学员在大红楼看越剧时，跑到后台去喝一百块钱一杯的香茶，这是玩好吗?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第三项工作是要解决教室和住房等问题。我们军事学院的院址设在原来蒋介石的国防部大院，北极新村、炮标、马标、励志社、盐务局等均拨归我们。房子是漂亮，但不宜于教学之用。因此，要立即修改大、小教室、专修室和图书馆等。大礼堂是蒋介石的讲演堂，花了不少劲改建，设冷、热暖气，用去八十多万元新人民币。学员系不断地增加，到1955年初，建立了十二个系。

　　如战役、高级、基本、情报、政治、海军、空军、装甲、炮兵、战史、防化和函授等系。未解决房子问题，刘院长给南京柯庆施市长当面打招呼，得到了柯市长的全力支持。如战役系、函授系是最后设立的，并且都是高级干部，柯市长就把宁海路、天目路、郎牙路、莫干路等这些过去是高级军官的住宅区，全部拨给我们了。

　　我们在国防二院、马标、小营等地区修建了十几栋教职员宿舍楼。添建和改建花了不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今天回想起来，当时要不是刘院长亲自出面，是很难解决这样一些问题的。

　　第四项工作是教学物质保障问题。教材、教具实物见学等项是当务之急。军委决定除建立演习团外，还要抽调很多类型的坦克及大口径的火炮作为实物见学之用。但还有印刷厂、教学使用的吉普车没解决。于是，刘院长给曾山同志写了亲笔信，请他帮助解决。曾山同志当时是上海市财经物资委员会主任，是专管财经物资调配的。我拿了刘院长的亲笔信去上海见了曾山同志。

　　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是陈毅同志兼任，曾山同志请示了陈毅市长，陈毅市长非常慷慨地批调了一个完整的印刷厂给学院，包括所有的设备和人员;又批给缴获来的美国吉普车二十辆。曾山同志问我:“还缺什么?”我说，还希望让我们解决一些印刷用的纸张和汽油，他亦一一解决了。他们对于学院的教学工作非常关心，特别是对刘院长十分尊敬，我当面代表军事学院常委向他们表示了感谢。

　　1951年秋，在蚌埠市以东的临淮关组织了一次教学演习。在演习前，刘院长指示，要我负责解决野外教学的折叠桌、帆布凳、行军床，望远镜和教、学员装学习材料的手提包，全院的教员、学员每人一个。解决上述的教学保障用具，经费全由军委报销，军委还配给学院两百部望远镜作为学院野外教学用。这批野外教学用具，是由于军委领导的重视和关心而办好的，否则很难解决。

　　关于教职学员的物质生活和健康保障问题，我们做到了每月的薪金和夏、冬季服装发到每人的手里，医生看病是送药上门，直接到教室、办公室和宿舍出诊，这些工作教、职、学员都比较满意。

　　1954年3月，军委任命我为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物质保障部长。1955年5月，为创建高等军事学院摸索经验，决定学院成立战役系。战役系的五十二名学员，都是兵团和军级干部，我是被调入战役系学习的学员之一。1955年授衔时，战役系的学员均授将军军衔，其中上将五名，中将二十三名，少将二十四名。战役系学习两年半，1957年10月毕业。

　　关于我的工作分配问题，在快要毕业时，原确定我任副司令员，但命令公布时改任副司令员。当我准备去任职时，陈伯钧副院长从北京奉刘院长之命给我打来电话说:刘院长向军委提出还要我到高等军事学院工作，我表示:个人服从组织，听从决定。于是总政干部回电:不去兰州了，遵照刘院长指示，参加筹建高等军事学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