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晋笙同志，是中国早期的优秀党员，坚强的战士。大革命之前，他在陕西传播思想，并为创建陕西党组织作出重要贡献；在大革命中，他为培养党的干部，壮大党的力量，推动工农革命运动，又做出了新的成就；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地下工作，两次被捕，坚贞不屈，在敌人的牢狱中斗争不已。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于济南纬八路刑场慷慨就义，时年三十三岁。他以自己的鲜血，在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雷晋笙同志，又名凤仪、凤翼。一八九八年九月十七日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三桥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父亲、伯父都给人家当长工，晋笙周岁时，父亲积劳病故，家计更为艰难，靠母亲纺织、做针线为生。晋笙生性聪慧，从小懂得母亲的辛酸，六、七岁就上山拾柴，帮母亲干些零活；因羡慕人家孩子上学，每从私塾门前经过时，常常徘徊忘返。想去读书，但交不起学费，曾为此扑在母亲怀中痛哭。母亲说祖祖辈辈都是命苦人，从来就念不起书。伯父看到他是个好苗苗，决心攒钱供他上学，希望雷家出个秀才，不再受人欺侮。于是，便打发儿子凤岐、凤翥去当长工、打短工，挑担推车做小买卖，几年后才凑起了一笔学费。晋笙十一岁才人本镇私塾读书。他学习勤奋，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颇得师生爱戴。但由于家境清贫，常遭到富家子弟的讥讽和歧视。因此，他非常痛恨贫富不均的旧社会，下定决心，奋发攻读，向往有那么一天能出人头地。每天放学后，他总是到田间帮助母亲干活，直到天黑才回家；晚上读书，常到深夜。

　　晋笙少年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在疯狂地进行，反动统治者腐朽无能，一味丧权辱国，致使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为挽救祖国的危亡，前赴后继地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均不断地激发着晋笙救国救民的革命思想。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十三岁的晋笙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剪掉了辫子，表示响应革命，反对封建主义，拥护共和。

　　一九一三年，长安城西关建立了高等小学，晋笙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他深知穷人读书不易，学习倍加勤奋，除了学好各门课程，还博览历史、文学书籍，尤其爱读《民立报》。该报为于右任主编，载有一些革命消息，晋笙从中了解到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深受启发。一九一五年，他于高等小学毕业后，随即考入陕西省立甲种农业学校蚕桑专业，半工半读。由于他品学兼优，得到校长李仪祉先生的器重和鼓励。李校长是一位重视真才实学且具有民主思想的著名人士，对于晋笙的学业和前途非常关心。晋笙从报纸上看到袁世凯卖国求荣和各地人民反抗斗争的消息时，竟拍案而起，慷慨陈词，历数封建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鼓动大家积极参加反袁斗争。

　　一九一九年夏，晋笙得到李仪祉先生的支持，考取了陕西省教育厅的公费生，进入上海法国教会办的震旦大学法政科。他对所学的主要课程罗马法典、大清律例等毫无兴趣，更不满意校方禁锢学生的思想、限制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但是，他对法语课却非常爱好。

　　当时，五四运动正在蒸蒸日上，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开拓了先进知识分子的眼界。晋笙参加了陕西旅沪学生会，在这里了解到一些苏联的情况，学习到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久，他和严信民结为好友，常在吕班路树荫下谈论时局，对我国当时半殖民地地位表示愤慨。他俩还交流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心得，互相切磋琢磨。当时，上海的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进步学生则到处演讲，揭露中国社会的黑暗，宣传民主与科学，宣传仿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这一切，激励着广大青年学生，也鼓舞着晋笙，使他冲破了法国教会的羁绊，投身到革命的浪潮中。

　　一九二〇年春，晋笙和严信民共同负责编辑陕西旅沪学生会的《秦铎》杂志。这是一个综合性刊物，主要由他俩写文章，也在同学中约稿。杂志的内容主要是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

　　同年夏，晋笙和严信民想去法国勤工俭学，但到留法学生会联系未成。此时，他们结识了湖南旅沪学生李启汉（李森）同志，思想融洽，往来甚密。李启汉同志介绍晋笙和严信民到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陈独秀等创办的外语学校学法语、俄语。李启汉同志一面在这里学俄语，一面深入工厂办劳工补习学校。有时星期天还举办报告会，邀请陈独秀、沈玄庐、陈望道、李达等去演讲。晋笙平时协助李启汉同志给劳工学校上课，或做其他工作。因之，结识了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后又结识了沈雁冰、邵力子、沈泽民等，并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各种活动。在他们的指导和熏陶之下，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刊物。从而逐步识别了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特别是认识到中国要富强，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秋后，由李启汉和严信民介绍，晋笙同志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晋笙同志向往社会主义早日在中国实现，他一边在震旦大学读书，一边积极参加团的活动，经常深入工厂对工人进行宣传。在工作实践中，他意识到宣传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于是，他放弃了《秦铎》的编辑工作，又和严信民创办了《新时代》旬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揭露和批判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主张用劳工革命改造中国。该刊先后出版十期，后因经费困难，不得不停刊。在此期间，晋笙同志还挤时间翻译过他所喜爱的莫泊桑小说，短篇有《可可特小姐》、《书信》、《传令兵》、《圣诞前夜》等数十篇，长篇有《漂亮朋友》等。因翻译得较好，得到郑振铎和沈雁冰同志的赏识；其短篇译著曾被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沈雁冰同志生前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对晋笙同志的印象仍然很深。他说：“晋笙同志是个有为青年，特别喜爱莫泊桑的自然主义的作品，翻译了不少”。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宣告正式成立之后，雷晋笙同志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党员。入党后，他想尽一切办法逃脱那些愚昧活动，平时除了听课、读书，还利用学生会和各种社团宣传革命。校方发现了他这些进步活动，遂于一九二二年冬串通陕西省教育厅停止了他的公费待遇。他在经济上虽然陷于困境，但革命意志却一如既往。

　　一九二三年七月，党的上海地方委员会共有党员四十二人，晋笙与林伯渠、邵力子等十人被编为第三组。为了按照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推动国动，实现与的合作，他们一方面发动社会上层的进步力量参加革命工作，一方面通过办劳工夜校发动工人。这时，晋笙同志既要为党工作，又要自己写文章、搞翻译，得点稿费维持学业。他的生活更加清苦，冬天穿件从旧货摊上买的长袍，夏天穿件短衫，吃饭到吕班路边的小饭摊上去现买，有时连饭钱也付不起，只好赊欠。由于学习和工作劳累，加上生活条件很差，晋笙同志感染了肺病，眼睛也高度近视，但他不顾这些，夜以继日地学习、工作。

　　晋笙同志在上海读书期间，经常与同学、友人通信，讨论驱除军阀、解民倒悬的良策。每年暑假他回乡省亲，总是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晋笙同志对改造中国和建设未来充满信心，他对妻子张秀芝说：“我的志愿是解放天下劳苦大众，尤其是你们受苦最深的妇女。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现，劳苦大众才能过上幸福的日子。”晋笙同志就是这样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毅力，含辛茹苦地读完了大学，并坚持了革命工作。

　　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在我党的帮助下，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重新解释了，主张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铲除军阀，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各民族一律平等。这一新的革命纲领，促进了国民革命的发展。另一方面，封建军阀、帝国主义预感到末日来临，对革命的更加残酷。

　　在沿海和粤汉国民革命蓬勃兴起之际，陕西由于地处西北，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封建势力雄厚，经济、文化落后，在北洋军阀刘镇华、吴新田的交替统治下，陷于连年战争，人民深受蹂躏之苦。旅外学生中的进步分子虽大声疾呼宣传进步思想，提出了驱除军阀的口号，但由于缺乏党的统一领导，他们各行其是，未能形成统一的力量。晋笙同志有鉴于此，主动地向党组织提出，要求回陕西发动国民革命；得到组织支持之后，遂于一九二四年初回到西安。他一方面在省教育厅担任《教育月刊》的编辑工作，一方面先后在敬业中学、省立一中和三中兼课，讲授中国新文学和社会科学概论。在编辑《教育月刊》中，他增添了新文化和反帝、反封建的内容，深受教师们的欢迎。晋笙同志教课内容新颖，深入浅出，对学生有极大的吸引力，连一些老师也都喜欢去听讲。他在教学之余，还组织了学生读书会，向他们推荐进步的文学作品，并给予辅导。同时，还经常向他们讲解十月革命的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鼓舞大家同军阀、豪绅做斗争。这样，晋笙同志在校内团结了很多进步师生。暑假期间，他又在西安梁家牌楼康少韩家里举办讲习会，由他宣讲“ABC”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性质、任务以及入团条件等。最后，参加讲习会的十几名进步青年都加入了青年团，并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市支部，直属团。这是晋笙同志为陕西播下的革命火种。为了扩大宣传，壮大革命力量，进一步开展，同年秋后，晋笙同志又和吕佑乾、崔孟博等成立了团的外围组织“西北青年社”，出版《西北青年》周刊。十二月间，“西北青年社”又改组为“西北晨钟社”，出版旬刊，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以及封建教育的罪行。晋笙同志在创刊号的《宣言》中指出：“贫而且弱的中国，到如今这种样子，真叫人伤心惨目，哭不成声。那么，寻求贫弱的原因，筹划解救的方法，想是我国人当务之急，莫过于此。”“政治的腐败，便提倡推翻政治”，“风俗浇漓，便提倡移风易俗……”。

　　另外，晋笙与王授金等同志还建立了教师联合会，和魏野畴领导的西安学生会互相配合，组织学术研究会、读书会，从事平民教育及教育制度改革等活动。

　　一九二五年一月，为响应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晋笙等同志，联合西安各界团体，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陕西省国民促成会，通过了宣言和致孙中山、段祺瑞及各省区国民促成会的三个电文。文中指出：民国成立后战乱频繁，人民颠沛流离，是帝国列强扶植军阀混战而从中渔利所致；号召各省群众，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政权，拥护国民会议，等等。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非常害怕和仇视群众运动，积极支持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对抗国民会议；还组织黄色工会，派出暗探破坏陕西国民促成会。于是，晋笙、魏野畴等同志立即发表文章，举办演讲会，散发传单，揭露军阀及其走卒的罪恶阴谋，并组织陕西人民进步团体，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掀起了拥护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在陕西国民促成会影响下，西安、三原、耀县等各地国民促成会相继成立，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

　　正当全国促成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形成高潮的时候，不幸，孙中山先生于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噩耗传到陕西，晋笙和魏野畴等同志，以国民促成会的名义，联合了妇女会、教师联合会、各中学、各报社及青年团体等十七个单位，组成了悼念孙中山先生筹备会，于四月十五日在莲花池召开了有五、六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哀悼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号召民众团结一致，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追悼大会实际上形成了动员群众反帝、反军阀的大会。

　　五月四日，北洋军阀陕西督军吴新田的第七师，与陕西省立一中学生因踢足球发生冲突，匪军冲入学校，开枪打伤学生，引起各中、小学的公愤。一中全校师生罢课，发表宣言，并向陕西军政当局请愿，要求严惩凶手，赔礼道歉，以保障人身安全。雷晋笙、魏野畴等人，以教师联合会的名义，组织教育界人士集会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并乘机大力宣传，把这一斗争引向反对军阀的政治斗争。西安与三原各界人士纷纷响应，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驱吴运动”。在晋笙等同志的领导下，以党团员为骨干，组织了学生联合会，教师联合会到农村去，到部队去，动员农民、士兵参加驱吴斗争。

　　六月上旬，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西，各界人士义愤填膺，纷纷投身于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洪流之中。六月中旬，晋笙等伺志通过各个团体发起“陕西各界团体雪耻会”，晋笙等十人被选为办事员，负责宣传工作。十八日“雪耻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召开民众大会，出版“雪耻特刊”，进行募捐，二十一日，又召开了西安民众大会，并发表了宣言和致上海工人电，精确指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中国人民，都是势不两立的；帝国主义杀害我国同胞不能容忍，必须惩办凶手，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会后，学生会、工会、商会等各群众团体纷纷成立“雪耻会”。学生会还组织了宣传队，分十三路奔赴五十多个县进行宣传，发动农民群众抗捐、抗粮，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暴行。

　　在召开民众大会的这天，还请几家报刊社编印了“雪耻特刊”，后又增编了《雪耻》三日刊、《沸血》周刊，进行宣传鼓动；同时，还散发了从京、沪寄来的革命刊物。晋笙等同志代表“雪耻会”动员商会募捐了两千余元，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募捐了八百余元，都寄往上海支援工人们的斗争。陕西省这次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推动了陕西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要建立党的统一组织。一九二五年秋，在团中央特派员吴化之同志和北方区委特派员安存真同志的组织下成立了西安特别支部，属豫陕区委领导，吴化之同志为书记，雷晋笙、魏野畴等为委员。年底，豫陕区委派黄平万同志来陕工作，到一九二六年初，建立了西安地委。晋笙同志为建立陕西党组织倾注了自己的心血，起了先驱者的作用。

　　陕西省有了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使革命运动走上了新阶段。陕西党组织帮助建立了省、县地方组织，晋笙同志被选为陕西省党部委员；他和许多员一起，领导并推动了国民革命，扎扎实实地开展了群众性的反军阀斗争。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由黄平万、雷晋笙发起，西安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了会议，晋笙同志在会议上指出：为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就必须先把军阀吴新田从陕西驱逐出去。工农商学必须大联合，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会后，通电全省，号召全省民众动员起来，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奋斗到底。同时，还组织了学生宣传队，深入各界，进一步揭露军阀所部在陕西革命、横征暴敛、祸国殃民的罪行。

　　一九二六年四月初，军阀刘镇华卷土重来，以号称十万的兵力迫近西安城。当时守城的只有国民二军的李云龙部，兵力不足五千。陕西组织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应西安人民的要求，决定动员杨虎城部入城守卫。经磋商，杨部于四月十六日进驻城内。刘匪军于五月中旬包围了西安城。从此，开始了陕西历史上有名的八个月围城和守城之战。

　　这次守城斗争，是在陕西党组织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党组织通过青年团、学生会、工会筹备会、商会等团体，对坚持守城的士兵和市民群众进行了政治动员，并组织了物资供应工作。但由于军阀围城，内外交通和物资交流中断，城内粮食和燃料发生极大的困难。当时组织了学生宣传队，一面动员群众有粮的出粮，有钱的出钱，支援守城军队，另一面向士兵宣传爱惜弹药，遵守纪律，反对抢劫和打骂百姓。

　　五月廿五日，西安各界在筹备“五卅”惨案一周年纪念会时，决定出刊《雪耻》第四期专刊，由雷晋笙、黄平万等二十余人撰稿。通过专刊这个宣传工具，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反宣传的阴谋，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

　　西安的党团员绝大多数分布在学校工作，因而在这次守城的斗争中始终没有停课。到暑假，因军阀围城交通中断，学生多数不能回家。西安党组织利用这个时机，指派以晋笙同志为主，以陕西学联和陕西青年联合会的名义，主办了暑期学校，校址设在城隍庙后街省立一中。报名入学的千余人，大都是青年学生，其中有不少女生，还有不少的进步教师和其他人员。暑期学校教授课程主要有《唯物史观》、《经济学说概论》、《各国革命史略》、《社会发展史》、《中国政治状况》、《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等。任课教员大都是陕西党组织的负责人。晋笙同志担任《唯物史观》课。在为期四个月的暑期学校里，晋笙同志废寝忘食地工作，既要做行政组织工作，又要备课、讲课，常常工作到深夜。晋笙同志讲课生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每次讲课，连窗外都挤满了听众。他还常常到学员自习室和宿舍，了解大家的思想和学习情况，并反复不倦地解答所提出的问题。他辛勤工作，循循善诱，得到学员们的好评，赢得了很高的威信。青年们上进心很强，接受真理较快，大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视为救国救民的良方，孜孜不倦地学习，热情洋溢地讨论。结业后，有一批先进的青年学生参加了和青年团。如许才升等许多同志，先后在革命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在守城的后一阶段，城内的口粮与燃料极缺，天天有人饿死，出现了军民争粮的现象。坏分子和地痞流氓乘机搜刮钱财，对民众敲诈勒索，闹得居民惶惶不安。当时有一帮反动的豪绅组成了“和平期成会”，公开策动投降军阀的活动。针对这一些状况，西安党组织决定委派晋笙同志负责，在南院门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居民大会，各群众团体代表纷纷讲话，揭露“和平期成会”的投降阴谋，粉碎其蛊惑人心的谣言。这次大会并通过了决议：一、要求守军向城外主动出击，迎接外援力量；二、禁止军队入民宅搜粮，以安人心；三、主张投降的反动分子。会后，大会代表连续五、六天向守城军军部请愿。杨虎城接受了民众要求，当即了反动分子褚小毖，并命令守军不断向城外出击，给围城的刘匪军以重大打击。这时，在我党的筹划和策动下，国民军冯玉祥部于九月中旬五原誓师后麾师东下，进军陕西。按照党组织的决定，晋笙同志联系各方，动员其执友孟园悟（）作为人民和陕西党部的代表，秘密化装出城，到渭北迎接解围部队。冯玉祥部配合守城部队，内外夹击，迫使刘匪军撤离西安。十一月二十八日西安城解围，反对军阀刘镇华围城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这场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军阀，策应了国民军北伐的胜利进军。这是陕西党组织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重大贡献。晋笙同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为之付出了自己的心力，起了一个员的带头和中坚作用。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上旬，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建立，实际上它是西北各省国共合作的政权机关。这时，晋笙同志受党委托负责筹办《陕西国民日报》。这个报纸，名义上是陕西省党部的报纸，其实就是在陕西的喉舌。晋笙同志身负重任，周密谋划筹措，当月下旬就绪，立即出版。报社设在九府街（即现在青年路市第二印刷厂），晋笙同志为社长，孟园悟为总编，金鸿图、吕凤岐（均为员）、曾毅志等为编辑。晋笙同志亲自为该报创刊号撰写了宣言，欢呼陕西国民革命的胜利，并指出，全国的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还须努力去完成国家革命大业。以后《国民日报》的社论、短评，多是晋笙同志执笔。他还以“澜”为笔名，写了不少文章，抨击时弊，鼓舞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一九二七年二月初，中央派耿炳光同志来陕任陕甘区委书记。陕西革命形势进入高潮时期，党组织决定，抽调一批有声望的优秀党员到学校去，把学校从反动势力手里夺过来，以便培养革命力量。于是，陕西教育厅任命晋笙同志为陕西省立一中校长，从此他不再担任社长职务，二月八日办了交接手续。

　　这时，省立三中并入一中，晋笙同志首先对学校进行了整顿，聘请吕佑乾同志为教务主任，周伯敏为训育主任。在开学之前，晋笙和吕佑乾同志对师生的食宿、教具、图书等各方面进行了检查和安排。开学后，对学生作了政治形势报告，并引导学生进行讨论。接着，成立了学生会，整顿了纪律。后又在师生中发展了党团员，建立了党团支部。省立一中是我党重点工作单位之一，在党的领导下，晋笙同志团结了全体师生，把学校办得很有生气，面貌大为改观。三月九日《陕西国民日报》将其作为榜样予以报道，内称：“一、三中合并，委雷晋笙为该校校长后，整理诸务，力求刷新……教育主任吕佑乾与校长按日为学生讲演，作政治报告，并由学生提出问题，互相讨论。……”

　　三月上旬，陕西教育厅编审委员会成立，晋笙为编审委员，负责编写《中山主义》教本，并审定各种教科书。他在审定教科书时剔除了封建思想的糟粕，增添了革命思想的内容。同时，晋笙同志还参加了由省党部、教育厅等联合组成的编撰委员会，共同编写了一些宣传马列主义的读物，计有《与》、《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社会进化史》、《马克思主义概论》、《帝国主义与中国》等十几种书籍，公开出版发行，发行量三千份至一万份不等；其中《与》一书销售量最多。这对陕西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这期间，晋笙同志多次接受陕西省学联代表会和陕西青年社代表会的邀请，出席讲演，宣传马列主义和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大好形势，引导青年们走向革命道路。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人和革命群众。五月五日，国民革命联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发起，以纪念“五一”劳动节和“五五”马克思诞辰为名，在大莲花池召开了各界民众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晋笙同志负责组织学生参加大会。会后，他又组织了学生宣传队，深入街巷及乡村，揭露蒋介石的罪恶，号召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正值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四月廿八日在北京绞杀了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同志，噩耗传到陕西。陕西各界于五月十六日召开了追悼李大钊等烈士大会。大会号召，大力宣传李大钊等烈士的革命事迹，把反对新老军阀的斗争持续下去。之后，晋笙同志又在一中召集全体师生追悼李大钊等革命烈士。会上，他慷慨陈词，痛斥反动派的罪行，指出新老军阀南北配合扑灭革命，屠杀革命志士，蒋介石和张作霖是一丘之貉。接着，他又指出，李大钊同志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改组、实行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运动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号召师生们要继承烈士遗志，鼓起勇气，坚定革命意志，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打倒蒋介石、打倒张作霖、惩办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他富有鼓动性的讲话，博得了师生们的热烈拥护。

　　七月上旬，在陕西进行“清党”，大肆逮捕人和革命群众，杀害革命志士，通缉知名的员，封闭了《陕西国民日报》。七月十一日，由晋笙同志发起，组织陕西各县教育界人士在省立一中举行学习会。晋笙出席讲演，痛斥蒋介石、张作霖新老军阀的反革命罪行，陈述了必须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希望教育界人士沿着革命道路，大踏步向前，为革命培养人才而努力。这一行动，显示了晋笙同志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鼓舞了同志们的战斗意志。

　　正在这时，陕西省委迅速地采取了应变措施，使所有的党组织转入了地下活动。晋笙同志遵照党的指示，七月下旬与李馥清等潜出西安，到武汉找到党中央。在“八七”会议之后，党中央组织部派晋笙同志前去河南省委工作。

　　在阴云满天的日子里，为将革命进行到底，晋笙同志常吟咏老友徐蔚南的赠诗借以自勉：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晋笙和李馥清同志从武汉到达开封。这时，岳易云（周以栗）同志为河南省委书记，晋笙同志为秘书长，李馥清同志做党的内部救济工作。晋笙协助岳易云同志贯彻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批判了河南省委的右倾错误，计划在党的工作基础和群众条件较好的确山、信阳、汝南、商城、固始等地组织暴动。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河南省委为了使宣传鼓动工作赶上快速地发展的革命形势，作出了“关于加强省委机关报——《猛攻》的决定”，由岳易云、汪厚之、雷晋笙、光齐等十六人组成党报委员会。此后，晋笙同志为《猛攻》报的副刊“短刀”写了不少短小、通俗而又生动的文章。《猛攻》在全省各地党组织中广泛地发行，对组织和指导革命斗争起了重大作用。

　　二月，河南地方暴动正在高潮中，省委领导了确山暴动。正在布置汝南、商城、固始的暴动时，晋笙同志前往开封火车站附近一家旅馆，拟与暴动地方派来的金鸿图同志接头。不料金鸿图前夜被捕，特务还在潜伏，晋笙同志当场被抓去。他被押到军法处，吊在梁上。敌人轮流审问，晋笙同志始终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口供回答，被吊了一夜，到天亮时已经昏迷过去，特务们这才放下他来用冷水泼醒。后来，他又被扒去衣服，被鞭子抽打得皮开肉绽，几次昏迷不省人事，但他始终没有吐露实情。敌人一无所获，便把他押到开封第一监狱。不久，李馥清同志也被抓去，遭严刑拷打，坚贞不供，也被押进开封第一监狱。

　　四月间，河南省委被破坏，省委书记岳易云等同志被捕。九月间，河南军委又遭敌人破坏，肖人谷等七位同志被捕，都押在开封第一监狱。

　　晋笙同志在敌人的监狱里，一刻也不忘记对敌斗争和为革命而学习。同志们都经受了酷刑，如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用烧红的通条烙腰背，用香火烧肋窝等等，虽然多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始终威武不屈，使敌人一无所得。同志们身体稍一好转，就组织了秘密的狱中党总支。晋笙同志任男牢一个支部的书记，李馥清任女牢支部书记。在监狱党总支领导下，各支部做了许多工作。以后，党中央指示取消狱中党组织，狱中的同志们又与敌人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形式的斗争。晋笙同志负责组织同志们学习，以小号为一小组，学习讨论政治、经济、哲学等问题，将讨论的问题写出答案和结论，互相传阅。他们还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写出了三万多字狱中生活材料，递出了监狱，交给了“济难会”。在狱中还组织过绝食，用请愿的方式反对侮辱，要求放风，给家属朋友写信，自由接见，自由看书报，改善伙食等斗争，均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一九二八年底，党组织设法营救狱中同志，由“济难会”出面找到了保人。正值此时，我党潜伏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利用当时敌人清理监狱的机会，建议清查罪犯。南汉宸同志受命负责这项工作。他经过审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开释了一百五、六十人之多，晋笙同志也得以获释。

　　晋笙同志出狱后，留在河南省委，负责“济难会”的工作。他和同志们谈到狱中生活时曾说： “当敌人拷打时，一经昏迷就毫无知觉；最痛苦的是穿上衣服，血肉和衣服粘成一片……”说到这里，他仰首挺胸吟咏诗句：“严刑拷打何所惧，俯首流泪非丈夫!”他就是这样鼓舞着同志们，也鼓舞着他自己。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晋笙同志就取消狱中党组织问题，向党中央写了报告。他提出：员在任何地方，只要有三个以上同志，就应该组织起来。狱中有很多同志还缺乏对敌斗争的经验，需要党组织加强他们的工作，只有党组织去主动教育他们，才能使其坚定斗志，树立信心。不能因为狱中党组织被敌人发现而取消它。关于在狱中党组织该如何组织，狱中秘密工作应采取哪些方式方法等，他也都向党中央陈述了自己的见解。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初，党中央派晋笙同志来山东省委工作。由于叛徒出卖，在一年内省委机关即连遭两次大破坏，很多负责同志先后被捕，急需重建省委，恢复组织。晋笙同志临危不惧，欣然受命。他和李馥清同志先到上海，参加了党中央举办的训练班。十二月间，党中央任命晋笙同志为山东省委书记①，月底，晋笙偕同李馥清同志到了青岛，未接上组织关系。他们发现情况异常，遂返回上海。当中央负责同志对他谈到重建省委机关是一项艰巨任务时，他斩钉截铁地表示：“不怕一切，达成目标。”这时，党中央派吴德峰同志（负责中央交通工作）沟通了济南的联络点和信号，又作了周密的部署，晋笙同志遂化名李克平，与李馥清同志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廿九日到达济南，与省委交通接上了关系。

　　一月廿九日夜是旧历除夕，当济南街头万家灯火，人们共话新春憧憬未来的时候，晋笙同志即投入了新的紧张的战斗。他分析到严峻的形势，党的组织受了很大破坏，残酷的使一些同志失去了斗争的信心，敌特象野猫子一样到处寻觅我党地下工作的踪迹。为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他不断地奔波于泉城内外、纱厂、学校和大明湖畔。常为躲避敌人的盯梢，一日数次迁居，有时就宿于工人同志的小窝棚。经过多方了解和工作，新的省委很快建立起来了。

　　二月八日，由于临时省委交通②李志英被捕叛变，致使省委机关又一次遭到破坏。二月九日，晋笙和李馥清等同志被捕。③敌人妄图从他们嘴里得到党内机密，就施用酷刑逼供，但晋笙同志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实情，在叛徒卢成锐（陕西省一中学生）、李远大等对质时，晋笙同志只说名叫李克平，

　　①据山东地方党史大事记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党中央派卢一之（即吴立时、张金德）来山东，与前省委成员王进仁、曹克明三人担任常委，卢一之任书记，再次组成了山东临时省委。

　　③据山东地方党史大事记载：临时省委书记卢一之、秘书长雷晋笙(李克平)、团市委书记孙惠卿等八人被捕。

　　员，河南开封人。他大义凛然地痛斥反动派祸国殃民，怒骂叛徒是“毫无廉耻的狗东西!”敌人又采用利诱软化的办法，晋笙同志嗤之以鼻，愤愤地说：“别来这一套，要杀快杀，无话可讲!”敌人一无所获，将他判处了无期徒刑。

　　一九三〇年二月，晋笙同志被押进济南山东省第一监狱。不久，因肉体和精神上的种种折磨，肺病复发，长夜咳嗽，不能入睡。幸得同志们的帮助，才转危为安。李馥清同志被捕后，因无犯罪证据，不久被释放。她出狱后，党组织给晋笙同志买了药物，作到了及时治疗，才使其逐渐恢复了健康。狱中难友有邓恩铭、刘谦初、卢一之（均为山东省委书记）等同志。在狱中党支部领导下，晋笙同志主动地和难友们一同学习，用密码和暗语互相传递消息，对敌人进行斗争。敌人知道晋笙是骨干分子之一，给他加重了镣铐，单号看管，但是他毫不松懈斗志。他在寄给李馥清的信中，嘱咐她要更好地为党工作，满怀信心地去迎接革命的胜利。当时，党中央决定设法营救山东被捕的同志。李馥清同志在济南因敌特盯梢，处境十分困难，于是，党组织通知她回上海。她通过个人关系找到了周伯敏（于右任的外甥，为于的私人秘书）要求营救晋笙。周以于右任的名义打电报给当时统治山东的军阀韩复榘，电文中有“雷晋笙无罪，请释放”一语。不料，这一营救电报泄露了真实姓名，竟成为反动派定罪的证据。此后，敌人对晋笙由无期徒刑改判为死刑。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凌晨五时，雷晋笙与邓恩铭、刘谦初等二十二位同志，就义于济南纬八路刑场。临刑前，他们慷慨激昂地连续高呼：“万岁!”“打倒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表现了人忠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晋笙同志为中国革命，为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时年三十三岁。

　　晋笙同志和战友们的鲜血，浇灌了齐鲁大地的革命之花。无数革命者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赴后继，英勇战斗，终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

　　党和人民永远怀念先烈!为了纪念晋笙同志，沈雁冰、郑振铎同志将晋笙翻译的和徐蔚南翻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合编为《莫泊桑小说集》，于一九三二年由中国新文化书店出版发行。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编刊的《革命烈士英名录》曾记载了晋笙同志的革命事迹。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同志签署，给晋笙烈士的家属以褒恤，并颁发了“永垂不朽”的光荣纪念证。